卢沟桥事变论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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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和标志,历来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概况

卢沟桥事变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和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卢沟桥事变的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有关卢沟桥事变史料的陆续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

(一)史料方面

迄今为止,有关卢沟桥事变的史料已得到较好的整理,并被陆续整理出版,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目前,公开出版的相关史料主要有:《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日]古屋奎二编著,台北中央日报社1986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日]今井武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秦孝仪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秦孝仪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先总统蒋公全集》(张其昀主编,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秦德纯回忆录》(秦德纯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九册(1937-1938)(陈志奇编,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台北1965年版);《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中共中央党校党史资料室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编审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罗家伦编,载《革命文献》第106、107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1984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彭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抗日战争》第二卷(军事)上、第三卷(政治)上、第四卷(外交)上(章伯锋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民国档案》1987年第1、2、4期和1995年第2期、1996年第1期均刊载有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档案。此外,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卢沟桥事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著述方面

在大批史料出版的基础上,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专著也出版了多种,主要有:《卢沟桥事变》(杨叶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卢沟桥事变纪事》(王冷斋著,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

①年版);《卢沟桥事变》(杨继编写,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卢沟桥事变风韵篇》(武月星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历史学者商榷》(曲家源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卢沟桥事变前后》(沈继英、柳成昌著,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卢沟桥事变史论》(曲家源、白照芹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马仲廉编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七七事变》(胡德坤著,解放军出版社

②1987年版);《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李惠兰、明道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走

向卢沟桥事变之路——1927-1937年中日关系》(袁成亮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版);《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荣维木著广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浴血卢沟桥》(张宗平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宋哲元与七七抗战》(李云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卢①作者王冷斋为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可以说,此书既是一本专著,也是一本史料书。

②此书常识性的错误甚多,林治波有专文予以指正。见林治波《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www.fz173.com_卢沟桥事变论述文章。

沟桥事变》(李云汉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此外,在有关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军事史的著作及相关的人物传记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卢沟桥事变。这方面的著作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仅介绍比较主要的几种,如:《抗日战史》(张其昀著,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版);《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蒋纬国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抗日战争史稿》(龚古今、唐培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抗日战争史》(何理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李新、陈铁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王桧林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三)论文方面

学界对卢沟桥事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有几百篇之多。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蔡德金的《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华兴、杨宏雨的《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杨立强的《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

(四)学术讨论会

关于卢沟桥事变,学界举办过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如,1997年7月4日至6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6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史学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了“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 0 0 2年 8月 1 4日至 1 5日, 为纪念七七事变 65周年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又联合举办了“七七事变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 ,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7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60篇。此外,在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卢沟桥事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也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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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及背景

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发掘,学术界对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和背景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一)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

在有关卢沟桥事变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中日两国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日本学者,特别是右翼分子,以所谓“第一枪”问题, 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不承认卢沟桥事

①变是日军的预谋。说事件之火“是在从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完全是一

②次突然发生的事件”。1987年12月,秦郁彦在日本《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一篇《现场营长公开

了宝贵证词》的文章,不仅强词夺理称卢沟桥事变是中方“非法射击”所致,而且竟然声称:“对于(日本)中国驻屯军来说,如果中国方面爽快地承认‘非法射击’的责任在于基层士兵,并且由负责人出面道歉和移防的话,是准备就此了结的。”“因而,如果第二十九军的反映和行动再稍慎重和适当一些,就不至于发生卢沟桥事件,即使发生了也可作局部纷争而解决。”

针对日本一些学者的“偶发论”观点,中国学者引据大量史实进行驳斥,指出:日军制造卢

③沟桥事变不仅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的,而且这种预谋性有其深刻的根源。理由是:1.卢

沟桥事变是日本奉行军阀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上,日本有些学者与中国学者达成了共识,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上,“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究其原因,与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对外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他们大肆扩军备战,以对外侵略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正是这种“最高目标”的特殊要求。2.“大陆政策”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部;第五步征服全世界。1927年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奉折》中公然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①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②服部卓四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版,第13页。

③庄明坤等:《“卢沟桥事变”起因浅析》,《江海学刊》1987年第5期。www.fz173.com_卢沟桥事变论述文章。

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方针,主张对中国的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根据这个侵略计划,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最后又很快挑起卢沟桥事变。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提出、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即是不断对中国加紧侵略和扩张、战争升级的过程, 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大陆政策”,才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3.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企图摆脱经济、政治危机和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的需要。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继续采取扩军备战政策,片面发展军需工业,致使日本民用工业生产大大减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解决庞大的军事预算、筹措扩大军事工业的足够资金,发行公债指数不断增加,致使日本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国内阶级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和激化。为摆脱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日本迫切需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和斗争目标。由以上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策划的。

蔡德金在考察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经过及日本军政当局的举措两方面后,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所谓“第一枪”的问题,不过是为挑起战争制造借口,为其发动灭亡

①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论据。

张守刚、张生则运用运用博弈论模型对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地方性”事件演变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伊始,中日两国都不同程度地想避免卷入全面战争,但是由于双方在卢沟桥事变后所采取的对策使得他们陷入了“谁是懦夫”的困境中,

②最终导致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背景问题

在卢沟桥事变的背景问题上,史学界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分别作了探讨。在经济背景方面,有学者深入研究了事变前日本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以及经济侵略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不仅有掠夺资源、扩充军备以摆脱经济危机的动机,

③而且包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略上的考虑。”理由是:1.从日本在华北的投资看。1931年以前,

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投资重点转向华北。到1936年底,日本在华北投资已占对华投资总额的43.5%。由于投资激增,华北逐渐成为日本所谓的“特殊利益地区”,其战略地位明显增强。2.从日本侵华的意图看。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 华北成为它的主要侵略目标。为使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策动汉奸推行了“华北自治运动”,于是打出了“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旗号。

在政治背景方面,过去,一般认为:“蒋介石政府顽固执行‘攘外安内’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造成中国抗日力量内耗、国防空虚,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给日本帝国主义发

④动侵华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理由是:1.“安内攘外”造成东北沦陷、华北兵力空虚,使日本

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2.“安内攘外”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扩军备战时间,做好了侵华战争的准备;3.“安内攘外”使日本得以掠夺东北及华北,弥补了国内资源缺乏的弱点,加速了经济军事实力增长;4.“安内攘外”使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内耗,扩大了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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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基本上改变了看法,认为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逐渐改变了对日妥协态度,

⑤开始进行抗日准备。李华兴、杨宏雨指出,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对日日趋强硬。理由是:在

外交方面,1935年10月,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重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蒋作宾奉命提出的三原则,标志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重要转变。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年10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月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①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②张守刚、张生:《博弈论视角下的卢沟桥事变》,《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③王同起:《“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3期。

④赵三军等:《安内攘外与“七·七事变”》,《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1期。

⑤李华兴 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

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军事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国防最高机构——国防会议(1936年7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定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推行国民军训。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还确立了配合国防建设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1935年4月,成立了从事国家资源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当年,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并从1936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设起21家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设主要从国防考虑,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等省。同时,国民政府对交通建设也十分重视,截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公路109500公里。国民政府在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学通则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

①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二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

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关节点”,即卢沟桥事变是否为中国抗战的起点以及中国时局的转折点两个问题,引起人们的争论。

(一)卢沟桥是否为中国抗战的起点

在起点问题上,史学界经过长期争论,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中

②国全面抗战的起点。根据是:1.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的侵华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日本并未拟定出具体的、完整的、全面的侵华计划,日本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及是否扩大侵华仍存有严重分歧。而卢沟桥事变前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事变前,从日本驻屯军兵力扩充及演习情况、日本的“国策原则”以及“1937年度的用兵纲要”上看,都出现了全面侵华的倾向;事变后,日本中央统帅部立即作出向中国大量增兵的计划,并全面调整日军战争序列,进行作战部署。由此表明,日本全面侵华已经开始。2.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发生事实上的本质改变。事变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是几方面的交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阶级对立而未真正实现。卢沟桥事变则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和中国人民的抵抗,已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内容。3.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率先通电全国,号召人民、政府与军队紧密团结,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蒋介石也于17日发表“庐山谈话”表示抗日。这标志中国人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

③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不是卢沟桥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这是近年来出

现的并已为较多人所接受的观点。其理由是:1.从日本方面看,早在1927年“田中奏折”中就表明了日本蓄谋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日本用武力霸占中国东北以及后来相继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升级,而不是开始。2.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看,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国民党政府奉行了不抵抗政策,但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却自发地开展起来,并从未停止。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意愿、态度、政策如何,中国人民已掀起了全面抗战。3.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看,九一八事变“使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①李学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②董会仪:《卢沟桥抗战何以成为全国抗战的开端》,《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4期。

③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

的矛盾”。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独吞中国的阴谋付诸行动,改变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均衡,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变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可以是卢沟桥事变,也可以是九一八事变,即前两种

①观点可以并存。理由是:1.作为专史,从战争史的抗日战争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着眼,抗

日战争可以从“九一八”开始。“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便一直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是14年。2.作为中国现代史一个特定时期的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则应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共8年,俗称“八年抗日战争”。

(二)卢沟桥事变是否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在转折点这个问题上,史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卢沟桥事变第一次实现了我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局部抵抗到全面抗

②战的重大历史转折,因而成为“时局的转折点”。理由是:1.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帝

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不准人民“妄言抗日”;共产党虽然坚决主张抗日,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没有能够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2.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和平谈判,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从自发和局部的抵抗转向全面抗战的可能,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则使这个可能变成现实。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大力声援、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十九军为保卫卢沟桥和平津,奋勇抗战。随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从而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使中国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李华兴、杨宏雨也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③。原因是:1.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2. 卢沟桥事变是国民政府从不抵抗政策到奋起抗战,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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